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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访 谈:青春与热血,在抗日的岁月里绽放——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访原四川省人民政府外办主任、原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张惠明
  • 时 间:2015年9月
  • 地 点:成都
  • 嘉 宾:原省外办主任、原省友协会长张惠明
文字实录

    

  七月成都,虽然绿树成荫,但36度以上高温,让人真正感受到什么是“流火”的滋味。这种热度,正好同当前全国人民迎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相吻合。 

  带着这样的热度,我敲开了事先约好的原四川省人民政府外办主任、原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张惠明的家门。 

  张惠明,原名,朱宝英。192711月生于浙江省一个农民家里。现年88岁,已离休,享受副省级待遇。她父亲在上海一个纺织公司当会计,母亲是家庭妇女。有一个哥哥,一个妹妹。她是老二。 

  5岁上小学,改名张惠明。小学5年级时,转学到姑妈家里读书。在这期间,她开始受到共产党的影响,并初步走向革命道路。有一段记忆,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永恒;有一种精神,在今与惜的交替中闪耀。 

  张惠明回忆道:“抗战时期,承受着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发出了抗争的怒吼,一首首不朽的战歌在血火中诞生。铿锵战歌,鲜血谱就。这些响彻神州的歌声是冲锋的号角,是奋战的鼓声,激励着中华儿女与日寇血战到底。直到今天,每每听来依然令我热血沸腾。如:《松花江上》,唱尽东北血泪史;《打回老家去!》,表达赶走日寇的决心;《大刀进行曲》,最解恨的抗战歌;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歌声响彻共和国;《黄河大合唱》,民族精神的史诗;《八路军进行曲》,军歌嘹亮六十载;《游击队之歌》,游击健儿逞英豪;《五月的鲜花》,呼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抗日的拳头;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,一个动人的故事;《团结就是力量》,团结奋战的号角;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,唱出人民的心声等歌曲。我们男女同学白天上课,晚上唱歌,排练文艺节目。当时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,但我们学习和抗日劲头却非常足。” 

  “学校里,有一位爱唱歌的老师。她经常给我们教唱抗日歌曲。除了以上歌曲外,还教我们唱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》等歌曲。在她言传身教下,我积极主动报名参加学校组织演出的进步文艺话剧---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这部话剧,在当时抗日环境下,是非常著名的,是抗战八年里演遍中华大地的爱国剧。” 

  “话剧主要内容是:一个街头卖艺老人,嘴上满是胡子,头上戴着秃毡帽,手上拿着铜锣,边敲打着、边引导人们围成一个大圆场。他口里琅琅说着:‘老少爷们!有钱的,帮个钱场子,没钱的,帮个人场子’。并敲着一个已破的铜锣,哐、哐、哐!……待把人群逐渐安定好后,老人拿一把胡琴,拉起小曲儿来。他呼唤一个年纪轻、体形俏、面貌俊的姑娘:‘来!你伺候老少爷们一个小曲儿,唱上一段!’他拉起琴曲,似泣如诉,幽幽咽咽。姑娘应声唱道:‘高粱叶子青又青,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。先占火药库,后占北大营。杀人放火真是凶。杀人放火真是凶,中国的军队,有好几十万。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!’…… 

  “忽然,姑娘剧烈咳嗽起来,上气不接下气,唱不下去了。老人抱拳向四面观众哀求道:‘这姑娘是我亲生女儿!我们是在东北沦陷后,逃亡到关内来的。没饭吃呀!她是饿的……’人群一阵凄楚、一阵叹息,纷纷掏出些铜元往场心掷去,表示同情和支援。老人在作揖打躬,连连道谢之后,接着又操琴,又要小姑娘唱下去。几声琴音,几句叙唱,依然是姑娘因饥饿过甚,不能成声。老人一再呵斥,他怒了,拿起长长皮鞭将女儿狠狠抽打。女儿柔弱不支,躺倒在地。……忽听一声断喝:‘住手!放下你的鞭子!’只见观众中,有二三个爱国青年,由于正义的热血全身涌动,愤慨地站起来,冲向场内,冲向老人,护住姑娘。全场惊呆!姑娘边哭边诉,边护住老父,她说:‘我们东北叫鬼子占领之后,可叫凄惨哪!无法生活,只有流浪、逃亡,无处安身,没有饭吃,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……’一时间,全场青年情绪鼎沸,像开了锅,激荡不已。不由得高呼起来:‘我们不当亡国奴!’‘打回老家去!’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’口号声、高吼声,震动群山,回荡高空。有如向苍天大地长吼! 

“这出广场话剧,最初是由北京市内一个中等学校的学生,才十九岁,名叫张瑞芳扮演的,(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大演员)。那扮作父亲的老人,是大戏剧家崔嵬(是老党员,大明星,大导演)。这部广场街头剧,愤怒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。我第一次看后,就受到了强烈感染和冲击,当时我正是青春年少时期。我忘不了剧情撼人心魄的力量,全剧流荡着爱国主义激情。抗战期间,由周恩来、郭沫若所组建的十个抗敌演剧队,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此剧。从而呼唤中华国魂,从民族苦难深渊中、从民族被侵略的耻辱中,挺立起来!她是中国话剧史上,一株艳丽的奇葩! 1939年,国画大师徐悲鸿,看了此剧后,在新加坡特意创造了一幅油画,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 

  “在当时抗日大环境影响与鼓舞下,我参加了学校组织排练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的话剧。学校公演后,在全校老师和同学心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,为在学校进一步掀起抗日热潮,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与广泛的鼓舞作用。老师和同学都说我演的好,演出了大家团结一致,共同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,演出了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,不分男女老幼,不分各个阶层,都要联合起来共同抗日。演出了唤醒民众,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的决心和勇气。很多群众看完我们演出的节目,听完我们唱的歌,很受教育,很受启发,纷纷走到我们面前,捐款、捐物,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活动。” 

  “上中学后,县中学在山底下。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。我们耳边常常响起刺人的防空警报。日本人的飞机,飞的很低,飞机里的人,我都能看的很清楚。我多次问周围的老师和同学,‘为什么没人向他们开枪?为什么不把他们打下来?’有人说:‘这就是国民党不抵抗,造成的恶果!’我心想,如果这样下去,我们的课堂就没了,学校也没了,我们的国家就更没了,我们不就成了亡国奴了吗?目前的情况与局势,真是太可怕了。有谁能来就我们呀?我们该怎么办呀?” 

  “面对日本飞机的轰炸,我当时对周围同学说,‘国民党不打日本鬼子,我去打。我去当飞行员,开飞机,飞到日本去,去打鬼子!’同学们说,‘飞行员都是男的,根本就没有女的。’我就说:‘那我就当文学家,通过写文章,写小说,去揭露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。’大家说,‘这个办法好,也是可以办到的。’” 

  “我13岁那年,日本鬼子打到宁波。我和同学们只好四处躲难。我因为年纪小,身体弱,没有别的地方可逃,就只好躲到家里的柴火堆里。有些同学就躲到杂草堆里。我亲眼看到,日本鬼子用刺刀向柴火堆里、向杂草堆里戳。我因为藏的深一些,就躲过一劫。日本鬼子把我们家的鸡、鸭都抢走了。” 

  “在流动学校里,为进一步表达我的抗日热情与决心,我通过写作文、写信,与同学相互交流,表达自己的心愿。中学时期,是在上海一个中学里渡过的。与其说是‘渡过’,不如说是在那里躲过灾难。” 

  “记得当时上课,我们有一个老师,他虽是中国人,但迫于学校压力,他给我们教日语,我们都不愿意学。我在班上是个调皮的女生,我乘他不注意时,在他身后给他画了个大乌龟,引起同学们大笑,以此表示抵制和反对学习日语。开始我们在四川路的英法租界里上课,还能受到一些保护,后来就不行了。日本人三天两头闯进租界,不是搜查,就是抓人。我们学校受到破坏,我们读不了书。在此情况下,我们班上当时已有一个地下党员了,是个男同学。他让我们转学,我们就转了学。” 

  1942年至1945年,我已是上海大同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学生。钱其琛是我校的党小组长兼党支部书记。我与他是同年级,不同班的同学。汪丽华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人,也是领路人。她经常利用一切时间,给我讲革命道理,讲抗日事情。她对我说:‘我们现在进行的抗日战争,是正义的战争,是中华民族团结协作,众志成城的共同抗战,是一场人民战争。只要全民族统一奋战,就一定会粉碎日本鬼子霸占中国的迷梦。正义的战争,必会得道多助,必会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支援。’她找来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·斯诺写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等许多进步书籍给我看。在她引导与帮助下,我于高中二年级加入中国共产党,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。我荣幸地与钱其琛、汪丽华三人成为一个党支部。” 

  “我永远忘不了,我入党时的光荣与神圣时刻。面对鲜红党旗,我庄严地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,在汪丽华同志带领下,发出我有生以来最铿锵有力的声音:‘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,拥护党的纲领,遵守党的章程,履行党员义务,执行党的决定,严守党的纪律,保守党的秘密,对党忠诚,积极工作,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,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,永不叛党。’” 

  “我这一生,最光荣、最难忘、最艰苦、最危险的日子,应该算是抗日战争这一段时光了。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日子里,白天要上课,晚上要悄悄开展革命工作。具体是,联系进步同学,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纲领,团结与发展更多优秀学生,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。传递党组织交给的各种文件、信件。与可靠同学们一起去贴抗日宣传单。尤其是完成贴抗日宣传单这项任务,危险性和风险性极大,一但被汉奸、特务、日伪军发现,就有被铺、关押,以至于杀头的可能性。虽然如此,我从入党那天起,就做好了为党,为抗日牺牲的思想准备。用现在的话说:‘加入中国共产党,我就是党的人了。党是我的母亲,我是党的孩子。党要我做什么,我就做什么。决不会与党讨价还价。’只会与党,今生今世,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。永不叛党!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,我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” 

  “我们同学中,有日本驻中国大使的孩子。他们与我们交往时,他们都感到很不好意思。我就对他们说:‘发动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军国主义,是你们国家的统治者,他们是中国人民的罪人,早晚要受到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审判与惩罚。这与咱们孩子之间正常交往没有关系,孩子无罪。’” 

  “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毕业后,我考入了上海大同大学。抗战胜利后,1948年我去了山东解放区,在中央统战部工作。乔石同志联系我,他让我到华东局,安排在培训班与饶漱石等人在一起工作。北京解放后,我就留在北京工作。在杨超同志工作的中央统战部里任秘书。后来,为支援大西南建设,被派到西南团委工作,任团委办公室主任秘书。随后,在四川省团省委当秘书。文革后,45岁时调到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当主任,后任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直到离休。” 

  92日,我们省外侨办副巡视员张百鸣,带领老干处处长等人,提着慰问品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看望我。张百鸣说,在北京‘9.3’阅兵之前,按照办党组统一安排,她代表慕新海主任及省外侨办其他领导,前来慰问曾今参加过‘抗战的老战士’,希望我多注意身体,并祝我健康长寿!”   

  张惠明有些激动地说,“感谢慕主任、感谢张副巡视员及省外侨办其他领导和同仁对我的关心与爱护。你们在百忙中,还专门抽时间代表组织来看望我这个离休老人,我很感动,也很感谢。” 

  93日上午,我通过电视直播,观看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气势恢宏的阅兵式。又一次令我非常感动,非常自豪。感动的是: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,有23位外国元首,10多个外国政府高级别代表前来出席纪念大会;自豪的是:通过阅兵,看到了我们的国威、军威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提升。看到了,中国人民爱好和平,捍卫国家主权,反对战争的信心与决心。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发表重要讲话的最后强调,三个‘必胜’振聋发聩。暨‘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:正义必胜!和平必胜!人民必胜!’这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好总结。同时也是一次全国人民难得的、非常盛大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。衷心祝愿:在习近平主席正确领导下,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‘中国梦’!”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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